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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          宋广波:胡适与甲戌本《石头记》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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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27年5月,胡适从海外归来后不久,便接到一信,说有一部抄本“脂砚斋重评石头记”愿意转让。来函云:

兹启者,敝处有旧藏原抄《脂砚斋批红楼》,惟只存十六回,计四大本。因闻先生最喜《红楼梦》,为此函询,如合尊意,祈示知,当将原书送阅。手此。即请适之先生道安
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 胡星垣拜启        五月二十二日[1]

胡适以为,“‘重评’的《石头记》大概是没有价值的”,故未予理会。[2]但稍后,藏书的人就把书径直送到新月书店(胡适与徐志摩等开办)。胡适看后,深信这是最古的《石头记》抄本,遂出重价购藏。

此抄本题名“脂砚斋重评石头记”。因书中有“至脂砚斋甲戌钞阅再评,仍用《石头记》”批语,故通称“甲戌本”。不过,此本是一过录本,甲戌年(乾隆十九年,1754年)是指它最初底本的年代,并非抄录的年代。此本仅存16回(第1∽8回、13∽16回、25∽28回),原分装八册,后合并为四册。半叶12行,行18字。由书上的“子重”等图章和第28回后刘铨福等人跋语,知道此本曾归刘铨福收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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胡适购藏“甲戌本”这一“孤本秘笈”之后,并未将其“珍藏密敛”,秘不示人,而是到处昭告。1927年8月12日,也就是他刚刚购买此本后不久,胡适即致函钱玄同,“远道奉告”。[3]然后,又对其进行了初步研究;并把研究报告——《考证〈红楼梦〉的新材料》一文,发表在《新月》杂志上。在这篇报告中,胡适详述此本的重要性。他指出:甲戌本是世间最古的《红楼梦》写本,是最近于雪芹原稿的本子;此本的批语,可以考知曹雪芹的家事和他死的的年月日,可以考知《红楼梦》最初稿本的状态,可以考知《红楼梦》后半部预定的结构等等。

是为胡适研究甲戌本的最初报告,也是《红楼梦》版本学的奠基之作;它不仅是胡适研红文献的代表作之一,也在20世纪红学史上产生过深远影响。关于胡适对甲戌本的研究,容后文详细讨论。

胡适发表第一篇“甲戌本”的研究报告后,又请俞平伯先生写跋语。俞先生的跋语题写在“甲戌本”书后,落款是二十年六月十九日。胡适非常狼狈地离开上海回到北平,是在1930年11月底,从俞先生跋语的落款时间看,显然是胡适在回到北平后不久,就让俞平伯写跋了。

1948年,胡适曾将“甲戌本”借给素未谋面的周汝昌。因“研红”与胡适有一次信函往还[4]的周汝昌先生,于6月4日向胡适函借“甲戌本”。周函云:

先生所藏脂批本上的批语,我要全看一下,四松堂集稿本我更须要检索一番。这都是海内孤本,希世之宝,未知先生肯以道义之交不吝借我一用否?汝昌爱人书如己书,污损是绝不会的。[5]

据7月11日周汝昌致胡适函,我们得知:周从胡适处借得了甲戌本。同时,周氏提出要以甲戌本等作底本,做版本校勘的工作,并希望得到胡适的帮助:

前造谒,蒙不弃款谈,并慨然将极珍罕的书拿出,交与一个初次会面陌生的青年人,凭他携去。我觉得这样的事,旁人不是都能作得来的。……我已准备要写一篇专文,叙论脂本的价值……[6]其次,……我决心要做这件事(按,指集本校勘)……我计划以下面三本(按,指甲戌本、庚辰本、戚本)作主干…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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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今天读这封信,依然感受到周汝昌先生当时的感动、感激之情。50年过后,周先生写回忆胡适的文章,情绪仍然不能平静。[7]胡适收到周函后,在信上作了眉批:卅七,七,廿,回信,许他一切可能的帮助。[8]周汝昌先生既借得了甲戌本,一面对此本进行了深入研究;[9]同时在未事先征求胡适同意的情况下,就影抄了一个副本。事后(9月11日),汝昌先生才函告胡适:

……我们未曾征求先生同意便录出一个副本来。……我们太喜爱太需要这本子了;……原本过于珍贵……实实不忍看他经过翻弄而受损害……若要充分利用而又同时珍惜这本子,唯一的办法便是录副……我四兄在家……专人之力,一心不二用,整整两月才完工……我们的冒昧是不待言的……现在特向先生声明,或者能谅下衷而不怪责。这副本将来是要和原本一同送去,请求先生审鉴题记,以志流传授受,渊源踪迹。如果先生不愿意不同意我们的擅自录副,也不要紧,我们也准备着把副本一并送给先生,反正先生的书也肯借我用的。……[5]

胡适接到周函后,立即复函汝昌表示:副本归周所有,并允为之作一题记。有9月19日周致胡函为证:

十五日接到先生一信,承你慨然许诺副本为我所有,并允为作题记,真使我万分高兴!……我觉得学者们的学问见识固然重要,而其襟怀风度也同样要紧,我既钦先生前者,尤佩先生后者!……[5]

又据10月29日周汝昌复胡适函,我们得知,甲戌本被周汝昌借阅期间,胡适又允燕京大学的孙楷第先生借看:

孙子书先生昨天特别亲过敝屋,把先生的来信已给他看过了,我预备今明日就把脂本正副都拿给他看。……脂原本本想立即归还,但因先生提议给孙子书先生看,我想等和《四松堂集》一并奉还吧。……[5]

周汝昌先生向胡适归还甲戌本的具体时间已不可考,但从1948年12月1日胡适在甲戌本上写题记来看,当在汝昌还书后不久。也就是说,甲戌本在周汝昌先生手中保存了5个月左右!而从周先生归还到胡适带着它匆匆逃离北平,还不到1个月。此时的北平城,早已被解放军团团包围。蒋介石担心胡适被俘,于15日特派专机来平,接胡适南下。由于走的极为匆忙,胡适不得不舍弃他的大量藏书(共102箱)和档案,[10]仅带走甲戌本,以“作为对一、二万册书的纪念”。

1948年12月1日,胡适在甲戌本上写的“题记”中说:我盼望这个残本将来能有影印流传的机会。事实是,此本未经影印时,既已流传。首先,周汝昌先生在其成名作《红楼梦新证》中不仅有专章讨论脂砚斋,而且在其它章节中多次引用脂批。[11]1949年,周先生又将他们的录副本借给陶洙,陶洙便用蓝笔将甲戌本上的全部批语和“凡例”过录在己卯本上。之后,甲戌本上的批语又被俞平伯先生收入《脂砚斋红楼梦辑评》(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4年12月出版)。

1950年1月22日的胡适日记记道:下午去看王际真夫妇,取回我的《脂砚斋批本石头记》。由此,我们知道:此前,胡适曾将甲戌本借给王际真研究。同一天,胡适又在此本上写下“题记”一则:

王际真先生指出,俞平伯在《红楼梦辨》里已引余姚《戚氏家谱》说蓼生是三十四年进士,与《题名录》相合。

显然,这是胡适在取回原书后写下的。1951年,胡适授权哥伦比亚大学为甲戌本做了显微影片:一套存在哥大图书馆,一套送给王际真先生,一套由胡适自己保存(后来送给林语堂先生)。

1960年12月17日,胡适在钱思亮为其举行的七十寿宴上,对参加宴会的中央印铸局的人表示:想请他们翻印甲戌本。在座的中央印铸局的秘书张祖诒,当下即慨允。为影印甲戌本,胡适于1961年2月写了《影印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的缘起》一文,文中说:三十年来,许多朋友劝我把这个本子影印流传。我也顾虑到这个人间孤本在我手里,我有保存流传的责任。[12]1961年5月,胡适以朱墨二色套版影印的《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》终于面世了。此后,台湾、内地和香港均据此翻印。[13]甲戌本的原本,则保存在胡适母校——康乃尔大学的图书馆里。

笔者所以如此不厌其烦地详述1927∽1961年这34年间甲戌本被胡适收藏后之情形,一方面是想让读者明了胡适收藏、流布、刊印该本的经过;另一方面也想借此来说明:胡适并未象有的研究者说的那样将甲戌本秘藏34年而不敢示人。

周汝昌先生在1975年说:“他(按,指胡适)不但不想早将甲戌本公之于世,让大家可以进行研究,却让亚东图书馆把他的程乙本重印……”。[14]1986年,周先生又说,胡适“根本没有打算使之(按,指甲戌本)流布以供研阅”。[15]王毓林则说:胡适垄断甲戌本,秘不示人。[15]进入1990年代以来,欧阳健先生多次申说这样一个观点:甲戌本是有人为了迎合胡适而伪造出来的;胡适有意隐瞒了卖书人的地址和姓名,掐断了进一步寻访甲戌本流传的线索,而胡适也不得不将甲戌本秘藏34年而不敢示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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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实是这样吗?

对此,有学者提出异议,[16]刘广定先生还发表《胡适与〈甲戌本石头记〉》一文,声称要为胡适“辩诬”。刘先生的理由有二:1、这种行为与胡适一向的治学态度是不符的;2、刘先生又列举多个事例说明,胡适晚年记忆力渐差,以证明1961年胡适说的“我当时太疏忽,没有记下卖书人的姓名住址,没有和他通信……”不是有意说假话。[17]笔者完全同意刘先生的理由。但单凭这两条理由,还不足以推翻前引诸家的说法;因为,刘先生的两条理由,尽管很有说服力,但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“胡适没有说假话”的证据。胡适说,“如果一个假设是站在很充分的理由上面的,即使没有旁证,也不失为一个很好的假设,但他终究是一个假设,不能成为真理。后来有了充分的旁证,这个假设便升上去变成一个真理了。”[18]此之谓也。

这里,我要为刘先生补充几条证据。除了前文详述的事实以外,我要列出以下理由:

一、影印图书,在清季民初即已盛行,而以上海为最盛。但1932年一·二八战事期间,上海的出版公司(如中华、商务)多遭日寇炮火轰炸,此业遂受重创。其后10余年间,几呈一蹶不振之势。这是当年基本的大背景,不可不察也。

二、影印图书,总须出版商家与图书主人合作才可。若一家出版公司为影印一部书,要赔上很多钱,那他们一般是不会做的,古今皆然(哪怕是极有价值的学术专著!今日写书的人恐怕都有切身体会吧?)。翻一翻中国出版史,有多少穷书生辛辛苦苦(有的是倾毕生心血)写出书来,却因“无资”而不得刊刻、刷印!所以,有书不能出版,不可以单怪书的主人的。

三、胡适的甲戌本得自胡星垣,胡星垣得自何人我们不得而知,但我们知道此本有更早的藏主刘铨福。刘铨福、胡星垣在收藏此书时,均未加以影印,是否刘、胡二人也象某些人说的那样:想把甲戌本居为奇货、加以垄断而不示人?

四、刘广定先生说,秘藏甲戌本而不示人的行为,与胡适一向的治学态度是不符的。我再为刘先生的说法举一条例证。大学问家刘文典恰有将珍稀材料居为奇货、不愿示人的习气。胡适曾颇为严厉地诤劝老友:“我怪你的是你有一次信片上说,你有许多材料,非有重价,不肯拿出来。我后来曾婉辞劝过你,但我心里实在有点不好过:我觉得你以‘书贾’待人,而以市侩自待,未免教我难勘。校一书而酬千金,在今日不为低价;在历史上则为创举;而你犹要玩一个把戏,留一部分为奇货。我在这种介绍上,只图救人之急,成人之名,丝毫不想及自身,并且还赔工夫写信作序,究竟所为何来?为的是要替国家开一条生路,如是而已。”[19]试想,胡适如此劝谏朋友,他自己还能做那“以书贾待人,而以市侩自待”的事吗?

五、我们再来分析这34年胡适的情况。胡适得甲戌本,是1927年,在上海。在沪居住的3年多时间里,胡适担任过中国公学的校长,而其最重要的闪光点,我以为还是他无畏地向国民党当局发起了一次次“争人权”的斗争。最终,是惹恼了当局,被迫离开上海,所以我在前文说他“非常狼狈地离开”。[20]在这种情形下,胡适还有多少心思去印一部残缺不全的旧抄本呢?胡适回到北平后不久,“九·一八”事变爆发,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立即成为国人关注的焦点。此时的胡适,与一班朋友办《独立评论》,讨论时局,已很难全身心的投入到学术事业中去了。1937年,抗战军兴,胡适接受政府的征调,先是去欧美开展国民外交,尔后又担任驻美大使四年之久。而任大使的四年,“从没有写过一篇中国文字”。[21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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卸任大使后,胡适仍居住美国,先后长达9年之久。此时的胡适,又迷恋上了水经注研究,其后很多年都在搞这个事情。在胡适的红学研究生涯中,1934到1947年,几乎是空白。如果不是胡适因周汝昌发现了《懋斋诗抄》而主动写信给周,进而引发了胡、周之间的一系列通信,那么胡适在这十几年间的红学史上,实在是太沉寂了——他几乎忘记了由他开创的“新红学”研究事业。加之回国任北京大学校长(1946-1948年)的期间,国内也战火四起,物价飞涨,民不聊生,谁还想的起(除了周汝昌先生这样的专门研究者)胡适手里有一部甲戌本呢?1949年4月,胡适又去了美国,开始了他一生最黯淡的岁月,他在纽约几乎过着一种近乎流亡的寓公生活,甚至为了生计,他为了谋得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一个东方图书部的负责人职位,都得不到丝毫的优待。在此种情况下,他又有什么能力来主持翻印甲戌本呢?但是,处境的艰难,丝毫没有减损他对保存史料和典籍的热心。[22]因此,当1958年4月,胡适回到台北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后,他就把包括影印甲戌本在内的很多大计划都付诸实施了。

难道这些事实还不足以推翻那些所谓“胡适垄断甲戌本,秘不示人”、“胡适说了假话”这些说法吗?



胡适多次说过:“甲戌本在《红楼梦》的版本研究上曾有过划时代的贡献”。什么划时代的贡献呢?最重要的,就是:“自从此本发现之前,我们还不知道《红楼梦》的‘原本’是什么样子(按,即后来说的“可以考见写定之前的稿本状况”);自从此本发现之后,我们方才有一个认识《红楼梦》‘原本’的标准,方才知道怎样访寻那种本子。”[23]归根结底,还是为了探访雪芹原书的真貌。

所谓“‘原本’的标准”,也是胡适在研究了甲戌本以后定出来的。胡适在《考证〈红楼梦〉的新材料》中说:“《红楼梦》的最初底本是有评注的。”1933年,胡适又指出:“凡最初的钞本《红楼梦》必定都称为‘脂砚斋重评《石头记》’。”[24]

自从《考证〈红楼梦〉的新材料》发表之后,研红学人才知道搜求《红楼梦》旧抄本的重要,才知道按照胡适提出的上述“标准”搜求旧抄本。[25]1961年2月12日,胡适列出了已知道的各种《脂砚斋重评石头记》本子清单:

(一)乾隆甲戌(1754)脂砚斋钞阅再评本(甲戌本),凡十六回。
(二)乾隆己卯(1759)冬月脂砚斋四阅评本(己卯本),凡38回,是钞配的。
(三)乾隆庚辰(1760)秋脂砚斋四阅评本(庚辰本),凡77回有零。
(四)有正书局石印的戚蓼生序本(戚本),凡80回。
(五)乾隆甲辰(1784)菊月梦觉主人序本(甲辰本),凡80回。[23]

胡适特别指出,上述前3种,“皆在雪芹生前”,后2种,则“在雪芹死后”。近年来,有研究者提出,真正意义上的“脂砚斋评本”,只有甲戌本、己卯本和庚辰本3种。此种观点,笔者颇认同。不过,所有的抄本,对研考红书的成书过程、雪芹原书真貌,均有价值。这些抄本的发现,为人们研究《红楼梦》的创作过程和版本源流,提供了物质基础。胡适在“跋《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》影印本”一文就对乾隆甲戌(一七五四)到辛亥、壬子(一七九一、一七九二)的版本简史做了梳理。然后,胡适说:

这是《红楼梦》小说从十六回的如果没有三十多年的甲戌本的出现,如果我们没有认识《红楼梦》原本或最早写本的标准,如果没有这三十多年陆续发现的各种“脂砚斋重评本”,我们也许不会知道《红楼梦》本子演变的真相这样清楚吧?[23]

胡适逝世之后,又出现了许多新抄本:

(六)列宁格勒藏抄本,凡80回。
(七)南京图书馆藏戚序本,凡80回。
(八)舒元炜序本,存1至40回。
(九)郑振铎藏本,残存23、24两回。
(十)蒙古王府本,存120回。
(十一)梦稿本,存120回。
(十二)北师大藏本,凡80回。

另有所谓“靖本”,但此本已迷失,故不录。1961年,胡适说:“在这二十多年里,先后有出现了几部‘脂砚斋评本’,我的假设大致已得到证实了。”我们这里能充分高感受到胡适在假设被证实后的喜悦。倘胡适泉下有知,在他身后又有那么多抄本被发现,不知道又多高兴呢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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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面,我将对“胡适的甲戌本研究”,加以平议。

本文第一部分,曾对胡适的《考证〈红楼梦〉的新材料》一文给予高度评价。在这篇长达一万七八千字的报告中,胡适根据“甲戌残本”这一“新材料”(主要是此本上的脂批),提出了如下新观点:

关于《红楼梦》的著作时代,胡适据脂批提出“雪芹作此书在乾隆十八九年之前”。

关于曹雪芹去世的年月日,胡适据脂批提出“雪芹死于壬午除夕”。

关于脂砚斋,胡适提出:“评者脂砚斋是曹雪芹很亲的族人,第十三回所记宁国府的事即是他家的事,他大概是雪芹的嫡堂弟兄或从堂弟兄,也许是曹  或曹颀的儿子。松斋似是他的表字,脂砚斋是他的别号。”

“脂本的文字胜于各本”。对此,胡适举多例来说明。此外,胡适据脂批提出:秦可卿之死是“淫丧天香楼”;她的死与瑞珠有关系;天香楼一段原文占本回三分之一之多;此段是脂砚斋劝雪芹删去的。

胡适还首次研究了“甲戌本”独有(其他本子皆无)的“凡例”,刻意强调三点:1、此书是“自譬石头所记之事”,“系石头所记之往来”。2、此书“只是着意于闺中”,“并非怨世骂时之书”。3、关于此书所记地点问题:雪芹写的是北京,而他心里要写的是金陵:金陵是事实所在,而北京只是文学的背景。……贾妃本无其人,省亲也无其事,大观园也不过是雪芹的“秦淮残梦”的一境而已。很显然,胡适的这三条,依然是紧紧围绕他和他的学生们提出、讨论的“新红学”的主要论点、论题。

胡适将“甲戌本”与“戚本”加以对校研究,提出:“脂本与戚本的前二十八回同出于一个有评的原本,但脂本为直接抄本,而戚本是间接传抄本”;“《红楼梦》的最初底本是有评注的;最初的评注至少有一部分是曹雪芹自己作的,其余或是他的亲信朋友如脂砚斋之流的”;“高鹗的底本也出于那有评注的原本而已”;“脂本与戚本同出于一个有评注的原本,而戚本传抄在后。但因为戚本传抄在后,《红楼梦》的底本已经过不少的修改了,故戚本有些地方与脂本不同。”由此,我们知道:早在1920年代,胡适就自觉地把不同的抄本(当时仅有的2种)联系起来加以研究了;1933年,胡适研究庚辰本时,又拿甲戌本与之对勘。而这种研究最有助于揭示不同抄本之间的内在联系。

最后,胡适据脂批,推测了雪芹未完之书的情节,实开后来所谓“红楼梦探佚学”之先河。顺便说一句,周汝昌先生提出“红学”包括四大分支:曹学、脂学、版本学、探佚学;此说,颇遭诟病。这里,我不想讨论周说的是非得失,只想指出一点:周先生提出的这“四学”,都能从胡适那里找到源头。换言之,周氏之分法,正是胡适开创的“新红学”的产物。

是为胡适研究“甲戌本”的最初报告,有很多结论早已为学界所公认而成为定论。当然,也有的结论有待商榷,甚至胡适本人也在此后做了不少修正(如对“脂砚斋”是谁的问题)。

胡适较早研究“甲戌本”的文献,除本篇外,还有一份。在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藏“胡适档案”中,有1页文稿,题名“脂砚斋评本石头记  四册”,卷宗号147,分号3。看其内容,实系上文第一部分之梗概,故不再赘引。但因该档案乃耿云志主编《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》及其它胡适文献书从未公开发表者,故在此特意点出。

我们仔细研究这篇《考证〈红楼梦〉的新材料》,可以得到以下认识:

(一)胡适对甲戌本的研究,使“新红学”向前迈进了一大步。这不仅表现在胡适根据脂批,提出了很多新观点,如“雪芹作书在乾隆十八九年之前”、“雪芹死于壬午除夕”等等;还表现在胡适对该本的研究,是紧紧围绕“新红学”的几块阵地(作者、版本、自叙说、雪芹原书真貌等)而展开的。如果胡适开创的“新红学”真存在一个“体系”的话(胡适在其治学生涯中,一直反对建立“体系”),应该说,通过对甲戌本的研究,这个“体系”更加完密了。

(二)胡适对甲戌本的研究,开所谓“脂学”之先河。自从胡适发现了甲戌本并对其加以研究之后,红学研究就进展到重视脂本并重视运用脂评的时代,“新红学”也因此发生了一次飞跃。此点早已为前辈红学家所指出。这里,我要想说的是,在“脂学”研究方面,胡适又一次扮演了“开山祖师”的角色。时下围绕脂砚斋、脂批的研究,几乎所有的论题,均已在胡适的这篇最初的报告里提出来了。如“脂砚斋是谁”,根据脂批推论曹雪芹的卒年、《红楼梦》的成书过程等等。综观今日的“脂学”研究,又有哪些问题不是胡适提出来的呢?因此,研究“脂学”,无论如何是无法绕过胡适的。

(三)胡适对甲戌本的研究,再一次体现了胡适在开创“新红学”之先,就反复表白的要用“科学的治学方法”研究《红楼梦》这一基本诉求。从某种程度上,完全可以说,胡适读《红楼梦》及其他旧小说的考证,都不过是他提倡的“科学的治学方法”的举例而已。“科学的治学方法”要求,凡立一说,须遵循“寻找证据、尊重证据、并由证据导出结论”这样的步骤;当有新证据出现证明自己提出的假设不成立时,要勇于纠正。胡适的“雪芹作书在乾隆十八九年之前”的结论,是依脂批“至甲戌钞阅再评,仍用《石头记》”这条新证据提出来的。而“雪芹死于壬午除夕”的结论,则是根据“壬午除夕,书未成,芹为泪尽而逝”这条新证据,对他自己先前考出的“雪芹死于乾隆甲申”说法的修正。当然,令胡适欣喜异常的是,甲戌本也为他先前提出的一些观点提供了新证据。如,涉及曹雪芹生平、家世的脂批,就为其《红楼梦》是“作者自叙”、“写曹家事”的观点提供了新旁证,而使他进一步认为:“自叙说”更是“颠扑不破的了”。正因为“新红学”具有“无征不信”的科学品质,因而在其后的近百年时间里不停地散发出无穷的魅力,引领着众多的研究者亦步亦趋地跟着胡适走,至今仍不绝如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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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28年以后,胡适对甲戌本的研究,主要集中在1960年前后。他反复强调以下几个观点:

(一)甲戌本在《红楼梦》的版本研究上曾有过划时代的贡献,亦即本文第二部分所论述者。

(二)甲戌本是世间最古的《红楼梦》写本。

(三)曹雪芹甲戌年成稿止有十六回,是雪芹最初稿本的原样子。这就修改了他在1928年研究报告里说的“甲戌以前的本子没有八十回之多,也许止有二十八回,也许只有四十回”这一观点。

对于胡适晚年的观点,笔者是颇认同的。当然,也有不同意见,如有的研究者不同意“甲戌年成稿止有十六回”的说法。这里,不想再展开申论了,只强调一点,不管你是否同意胡适的观点,你都不能否认:胡适推动了甲戌本和《红楼梦》版本学的研究。

注释:
[1]此函现存于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“胡适档案”中,卷号1530,分号1.
[2]胡适:《考证〈红楼梦〉的新材料》,载《新月》1928年第1期。
[3]《鲁迅研究资料》1984年第9辑。
[4]按,胡致周函在1947年12月7日,周复胡函在1948年3月18日。
[5]耿云志:《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》(第29册),合肥:黄山书社,1994年。
[6]7月25日,周汝昌复函胡适:“随函附呈拙文《跋脂本》一小册,原是为给赵万里先生写的,预备在《民国日报·图书》刊上发表后,再寄给先生。昨接斐云先生书(与大札同时到),谓该刊即将停出,故无法刊登。我现在直接寄给先生,请求指正,并希设法介绍他报刊登。……”10月23日,周汝昌又致函胡适:“……跋脂本文经先生提议去累赘而存异文,原来觉得一些意见因此被删,不免有姑惜之意,现在想来,那些意见主要我是写给先生看的,先生既经过眼而大致同意了,所以存不存毫无关系。先生前信所说欲费些工夫替我删为一短洁可看的小文,先生若有此空闲,有此兴致时,千祈仍照原函所说一作,至幸至盼!……”(据耿云志.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:第29册[M].合肥:黄山书社,1994.)
[7]周汝昌先生在《平生一面旧城东》一文中说:
这部书,今日人人皆知,乃是连城之璧、无价之珍,(1980年美国的红学大会上才公开露面,大家惊为奇珍异宝;听说携至会上的保险费即高达数万美元)。而在1947年世人未见之珍本,我说了一句话,就慷慨地捎给了我--而且,从此以后,再无一言询及,书是否还用?何时归还……这些情理中的惦念之意,半字皆无,简直好像是忘了它!
一个不深知的青年学生,他竟然如此信任,我想世上未必还有第二例。
[8]由此,我们知道:7月20日,胡适曾致函周汝昌。按,1948年胡、周信函往还颇多。周致胡函共9通,除3月18日函在天津《民国日报》发表外,其余8通均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。胡致周函共6通,现存周汝昌先生先生处,迄今仍未发表。因此,胡适在给周函中说了什么,我们仍不得而知。
[9]研究成果主要有二:将对脂砚斋及其批语的研究写进了奠定周先生红学地位的《红楼梦新证》一书,又在《燕京学报》上发表专题论文一篇。
[10]据耿云志先生统计,这批档案中有胡适文稿958件,他人文稿1898件,胡适书信约600通。其家属的信件亦近600通,他人致胡适的书信,约10,000余通。胡适日记,包括记事录,来往书信登录簿等计43册。公私文件近1000件,总共所藏资料15,000余件。
[11]胡适看了《红楼梦新证》后,除了高度赞扬该书外,多次说过这么一段话:
他在形式上不能不写几句骂我的话,但在他的《新证》里有许多向我道谢的话,别人看不出,我看了当然明白的。你试看他的《新证》页三○——三七,便知我的《甲戌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》,我的敦诚《四松堂集》稿本,都到了他的手里。他虽不明说向我道谢,我看了自然明白。《甲戌本脂砚斋》本是我借给他的,由他兄弟两人分工影抄了一本。天地间止存我的原本和他们兄弟的影抄本,这个影抄本,他在书里从不敢提起,大概没有别人见过或用过。
[12]胡颂平:《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》(第10册),台北:联经出版事业公司,1984年。
[13]按,此影印本于次年即重版;1975年胡适纪念馆三版。此本还有多种翻版本,1962年6月,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据台湾1961年5月版复制(线装,一函,四册),书后有俞平伯写的《后记》;1973年12月上海人民出版社据中华版再翻(线装,一函,四册),书名、版框、开本、装祯,都没有改动。惟书前多一“出版说明”,书后删却俞平伯的《后记》。1975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又出平装本。

附记1962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复制版“说明”:
《脂砚斋重评石头记》十六回本,通称乾隆甲戌脂评本,是研究红楼梦的重要资料。其原钞本于解放前为胡适所窃据,去年五月,台湾据以影印出版。因此书局为我国学术界研究所需,我所特加以复制,去尽胡适涂抹痕迹,个别缺字,间加移补,按原装分为四册,俾恢复其本来面目。
按,在1950年代的大陆学界,类似于上述“说明”中提到的“为胡适所窃据”等有意的或无意的歪曲,是司空见惯的。如一粟编《红楼梦书录》在著录甲戌本时,这样写道:“此本刘铨福旧藏。……后归上海新月书店,已发出版广告,为胡适收买,致未印行。”胡适在《跋红楼梦书录》一文中予以更正道:“这是无意的误解或有心的歪曲我说的‘不久新月书店的广告出来了,藏书的人把此书送到店里来,转交给我看’一句话。”(胡适:《胡适手稿》(第9集中册),台北:胡适纪念馆,1970年。)
[14]周汝昌:《〈红楼梦〉版本常谈》,载南京师院中文系编:《红楼梦版本论丛》,1976年。
[15]王毓林:《论石头记己卯本和庚辰本》,北京:书目文献出版社,1987年。
[16]张国光:《论胡适考证红楼梦并创立“自叙传”说的历史性贡献》,载《湖北大学学报》(哲学社会科学版)1996年第1期。
[17]《红楼梦学刊》2002年第3期。
   [18]胡适:《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》,载《胡适文存》(1集),上海:亚东图书馆,1921年。
   [19]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:《胡适来往书信选》(上),北京:中华书局,1979年,226页。
   [20]按,胡适本来不想离开上海。1929年8月,周作人曾致函胡适,苦劝其离沪赴平;因为此时胡适在上海的处境已很艰难。但胡适复函称,不想回平,原因有三:怕“搬穷”;习惯了上海物质设备较高的生活;不想连累北大。但最终,胡适还是于次年被迫离开上海。胡适离沪返平之黯淡情形,可参考罗尔纲:《师门五年记·胡适琐记》(增补本),北京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,1998年,98-102页。
[21]胡适:《胡适的日记》(第8册),台北:远流出版事业公司,1990年,96页。
[22]可参考周质平:《胡适与中国现代思潮》,南京:南京大学出版社,2002年,369-397页。
[23]《乾隆甲戌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影印本》,台北:商务印书馆,1961年。
[24]胡适:《胡适选集》(考据分册),台北:文星书店,1966年。
[25]胡适在《跋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影印本》说:
这八册抄本(按,指庚辰本)是徐星署先生的旧藏书,徐先生是俞平伯的姻丈,平伯就不知道徐家有这部书。后来因为我宣传了脂砚斋甲戌如何重要,爱收小说杂书的董康、王克敏、陶湘诸位先生方才注意到向来没人注意的《脂砚斋重评本石头记》一类的抄本。大约在民国二十年,叔鲁就向我谈及他的一位亲戚家里有一部脂砚斋评本《红楼梦》。直到民国二十二年我才见到那八册书。





共 0 个关于宋广波:胡适与甲戌本《石头记》的回复 最后回复于 2021-5-6 22:27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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